“U型”回流態勢顯現：最大移民國遭遇人才尷尬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移民國家，在近400年的時間裏，數千萬不同國家、不同語言、不同種族的移民帶著資金、技術和知識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共同締造了多元的美國。“特殊的人才優勢”既是美國引領世界發展的動力之源，也是其宣揚“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資本。然而近兩年，卻出現了一種特殊現象，全球移民不再把美國當作“香餑餑”，反而掉頭回到來源國，呈現“U型”回流態勢。
據美國國稅局最新統計數據，2011年放棄美國公民身份及綠卡的人數達到約1800人之多，相比2007年增長了9倍，超過了2007、2008、2009三年的總和，而願意回國、放棄留在美國拿綠卡的人數更加龐大。此外，在美移民的第二代選擇回歸父母來源國的傾向也逐漸明顯。在這些人中，很多都是擁有碩士、博士學歷，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高端人才。
美國的高端人才掀起一股回流來源國熱潮，其中，這種回流趨向在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移民上格外明顯。據中國教育部估計，中國海外移民回國數量2010年達到135000人，比2007年增長了3倍多。
該現象具有“風向標”意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等新興大國魅力在不斷增強。
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對移民吸引力減弱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遭受重創，依靠量化寬鬆“為美國經濟輸血”的政策並沒有起到實質效果，反而降低了人們對美國未來的“安全感”。2011年，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首次下調了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反映出外界對美國“高赤字”、“高失業”、“高債務”這“三高”症狀的焦慮情緒，美國國內也對經濟發展前景持悲觀預期。當前，美國經濟增速仍維持在2%左右，低於市場預期的2.5%，而失業率也一直沒有明顯下降，維持在8%左右的高位。失速的經濟意味著在美國創造財富的機遇“縮水”，“僧多粥少”，美國對海外人才的需求也在降低。
此外，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給在美留學的中、印工科學生加大了就業難度，美國移民配額限制則為這些學生“獲綠卡”製造了困難(按照美國移民政策規定，每年發放的綠卡總額受到嚴格控制，且有配額限制，從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類職業的留學生獲得“綠卡”通常需要等待10到20年，而該類學生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
這場發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打破了“美國神話”，把美國政治、社會的一系列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們面前。最近兩年，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經濟復蘇乏力、就業增長緩慢、兩黨“鬥法”不止、社會問題突出的美國。打著變革旗號上臺的奧巴馬在日益極化的政治環境裏也顯得有心無力、舉步維艱，其推動的“醫保改革法案”、“就業法案”相繼受挫，關於移民改革的“夢想法案”也前景黯淡。2011年亞利桑那州槍擊案顯示美國“憤怒政治”已波及社會層面，美國民眾對政府和國會的支持率跌至歷史上的最低點，9月，他們走上街頭，借助“華爾街運動”表達對現狀的不滿。此外，危機還給美國民眾自信和開放的心態帶來一定消極影響，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力量在加強，貿易保護主義、排外情緒日益嚴重，政府打擊非法移民的力度也在不斷增大。
美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困局，給一些美國體制的迷信者提供了反思的契機，也使部分在“對美移民大潮”中隨波逐流的人們重新認識美國，重新審視自己的選擇。
新興大國崛起：高端人才找到用武之地
以中國、印度等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崛起無疑是21世紀以來影響世界發展方向的頭等大事，它們的“異軍突起”與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全球化使得主權、地域與市場的“傳統疆界”被打破，各國的人才、財富、技術、資源得以大規模、大範圍流動，先進的經濟組織方式、社會政治方式、思維方式也不斷傳遞，世界逐漸“扁平化”，各國之間前所未有地密切聯繫在一起。正是在這種機遇下，大部分新興國家積極推進內部改革，從自我封閉走向對外開放，以開放的心態輸出和引進人才，積極學習西方，同時抓住了新一輪“資訊和通訊”技術革命引領的“世界經濟繁榮長週期”，在不斷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技術創新(如中國的航太、高鐵技術，巴西的新能源技術，印度的軟體科技等)，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工業體系，並掌握了現代化的主動權，成為引領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的重要引擎。
在新興大國崛起過程中，人才的流動起到了關鍵作用，當前，這些國家的高速發展也為“人才回流”提供了機遇與動力。
學習西方的先進生產力與生產方式、借鑒其發展的經驗教訓已成為新興國家普遍的戰略選擇，完善國家人才儲備、增強人力資源優勢也逐漸成為新興大國的“戰略共識”。因此，千方百計地引進國外資本和技術，吸納海外人才參與國家建設成為這些國家普遍的政策選擇，為“人才回流”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新興大國的“軟硬體設施”正後來居上。以中國為例，隨著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國的道路交通網絡逐漸完善、能源、電力、通訊行業發展迅猛，金融等服務行業方興未艾。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正吸引著跨國公司大量進駐，一批國際化大都市湧現出來，在這裏工作和生活的便利度和舒適度都在提升，各種軟硬體條件的改善，為“人才回流”提供了物質保障。
此外，全球化為中國、印度等勞動力密集型國家提供了發展製造業的良機。目前，新興大國已逐漸佔據產業鏈“中端”並意欲向高端邁進，為海外的工科、技術類人才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國家屬於“後起之秀”，市場前景廣闊，商機豐富。正如考夫曼基金會副總裁羅伯特·利坦所言：“外來移民想要在美國開創一番事業已沒那麼容易了，但他們如果嘗試將美國的成功經驗和商業模式複製到新興經濟體，就很容易獲得成功。”
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重心正在向新興大國轉移，其健康穩定的政治社會狀況與“增長紅利”為“人才回流”提供了戰略機遇。
最後，“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視。美國夢激勵著一代代海外移民背井離鄉，尋找自我價值的實現，但這些非西方的“尋夢者”卻一直生活在美國社會的邊緣。新興大國在美移民雖然數量眾多，但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者卻寥寥無幾，文化差異、子女教育、家族聯繫等都是他們需要面對的問題。而新興大國的快速崛起不僅激發了海外移民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親近感和歸屬感”也為其回國施展抱負提供了精神動力。
的確，祖國正成為世界舞臺中心，尋夢又何必捨近求遠？(董春嶺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
